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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國的書籍史研究🥿，自20世紀初以來🪮，幾乎是印刷史與出版史、文獻學與版本學的附庸🙋🏽♂️。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中國書籍史話》（劉國鈞著）、80年代《中國書史簡編》（劉國鈞、鄭如斯著）、《中國古代書籍史》（李致忠著）、《中國書史》（鄭如斯、肖東發著）的陸續出版🦸🏿♂️，中國書籍史才漸趨有了自己的名分，這幾本通論簡史性的教科書滿足了當時不同層次讀者的知識渴求🧲，那是一個讀書的年代💌、以知識為榮的年代🧖、以學術為己任的年代。
錢存訓著《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中文簡體字版1988年在北京出版🕺🏼，這部1962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的著作🦵🏿，將中國書籍史的研究視野推進到了印刷術發明前的時代👩🏽🍼。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評論說︰“這一部值得欽佩的專著，範圍包括了人類傳播思想和經驗的各種銘文及其技術🔃，紙的發明和改進及其運用于書寫，直到印刷術發明為止。從本書的性質和分量來看，顯然是卡特的經典之作《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一書的姊妹篇。我們可以斷言，錢著和卡特的名作完全可以媲美而並駕齊驅。”在這部讓人敬仰的專著問世之前👛，早期的中國書籍史研究基本上是簡牘學的一個小樹枝🧑🍼☔️，大家所討論的話題大多集中在簡冊書籍制度，最經典的開山之作是刻于1914年的王國維著《筒牘檢署考》。
毫無疑問，簡帛書籍史與簡牘學密不可分🧏♂️。限于出土實物的數量及種類🤶🏿，早期的研究🏂，文書筒與書籍筒往往模糊不清。但隨著20世紀50年代河南信陽長台關竹書簡*️⃣、甘肅武威磨嘴子《儀禮》簡🌆，70年代山東臨沂銀雀山竹書簡、河北定縣八角廊竹書簡🕵🏻♀️、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湖北雲夢睡虎地竹書簡、安徽阜陽雙古堆竹書簡，80年代湖北江陵張家山竹書簡🌐，90年代湖北荊門郭店竹書簡以及上海博物館購自香港的戰國竹書筒的大宗發現🪦🫱🏽，筒帛書籍與簡牘文書的研究漸漸分家。陳夢家著《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1964年發表🤡，是繼王國維之後專門討論書籍簡冊的力作☝🏼，此後🩹，隨著帛書的發現，簡帛書籍概念下的研究漸漸清晰了🔶。
針對簡帛書籍的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熱鬧起來🐥，至今方興未艾。先是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隨後是文獻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史學家、思想史學家✬、學術史學家、軍事史學家等等學者紛紛據本專業領地各抒己見🌮。經過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出土筒帛書籍文本漸趨明了與穩定，對筒帛書籍制度的研究更加深入💆🏿，以至于能夠得出不少結論性的觀點🛩，反思古書並試圖重建學術史的努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者🕵🏽♂️。這一時期，1994年首版于台灣👌🏽、2001年再版于江西的李學勤先生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2001年首版于上海的朱淵清先生著《再現的文明︰中國出土文獻與學術傳統》，2004年首版于北京的李零先生著《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給簡帛書籍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讓人敬佩的學術觀點以及教益。1999年首版于台灣🥷🏽、2006年增訂再版于北京的駢宇騫與段書安先生編著的《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2004年首版于北京🦸🏼♀️、張顯成先生著《簡帛文獻學通論》，則為我們提供了詳盡的學術資料與研究線索以及學術觀點，同樣也是讓我們尊敬的研究論著。還有更多的學術論著📱，為推動書籍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贅述🦹🏽♂️。
由以上列舉的書名，我們認識到簡帛書籍史還沒有獨立于筒帛學術史、簡帛文獻學。不僅如此，書籍史與出版史的分野👨🦱，直到今天，還依然有諸多問題亟待討論。2008年12月九卷本《中國出版通史》出版于北京🫴🏿🫅🏽，第一卷為肖東發先生等著的“先秦兩漢卷”，它所關注的重點是在不同時期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編輯出版活動‼️、編輯家以及用不同載體形式出版的圖書，這是一部有別于書籍史的出版概念下的通史性著作🏋🏼，嚴格說來屬于斷代出版史✋🏿🥓。
迄今為止🔪👨🏼🦱，中國書籍史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十分個性化的學科體系🧑🏽🦱。我所理解的書籍史，它的研究對象及範圍應當是用不同文字復制于不同載體上的供閱讀、傳播之用的信息、知識、思想文本的——也就是關于書的——全部活動，既包括文字形態的變遷🫷🏽，又包括復制工具、技術手段以及物質載體，還包括文本的編校活動、傳播方式以及商業行為；同時🍻，它還應當關注書本身的外在形式與內在表現方式以及內容類別🙇🏽♀️；但最重要的是書籍史要叩問書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也就是要將作者群體與讀者群體納入研究範圍，圍繞書籍本身的其他活動🏄🏻👨💻，說到底全部是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架起的一座座橋梁。基于以上認識🧑🏻🍳，我所撰寫的這部筒帛書籍史，共包括12部分，依次是︰書籍的起源👌🏼；簡帛書籍的外觀形制與書寫繕寫🦸🏻🟩；簡帛書籍的內部結構與著作形式；內容分類；作者群體；編校方法🧂；傳播方式👩🏿🚀；閱讀群體︰國家對簡帛書籍的管理以及簡帛書籍的文化影響力🖐🏼。其中，作者與閱讀群體、內部結構與著作形式以及書籍的文化影響力多是以往的中國書籍史不關注或不甚關注的話題。
我對簡帛書籍史研究方法的理解主要是要以出土實物與傳世文獻互證🖋，而對傳世文獻的選擇，則應嚴格以同時代文獻論證同時代的史實。因此，我所依據的文獻主要是《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正史材料，《尚書》🦸🏻♀️、《左傳》、《國語》等歷史文獻，《老子》、《墨子》 | 
发表于 2011-6-23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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