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武》看《大开》《小开》作者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大开》、《小开》是今本《逸周书》中的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篇，《书序》云：“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1]启，潘振认为是开导[2]。启谋乎后嗣🐦，是对《大开》“开厥后人”和《小开》“汝开后嗣谋”两句话的撷取。敬戒，孙诒让认为是《大开》中的八儆、五戒🔺，敬与儆通[3]。既有对内容的概括，又有对主旨的撮述，那么《书序》对于《大开》🌨、《小开》主题的表述准确无误。

《大开》🔧、《小开》对于人物及相关要素的叙述，只有“王”、“酆”、“维三十有五祀”，据此可知二篇中的“王”应该是文王🧑🏿‍🍼。因为营建酆，并以酆为都城的王是文王；西周早期的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达到三十五年[4]，只有克商前的文王在位时间是五十年[5]👩🏼‍🍼。这应该是《书序》主张《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重要依据🔑。

自《书序》⛏，经孔晁🧘🏻‍♂️、卢文超🈲、朱右曾🏊🏻‍♂️，到当代学者黄怀信等，虽然对《大开》❤️‍、《小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解和考辨，但都没有对二篇是文王作品的主张补充任何证据[6]。

近年刊布的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是记载文王事迹的篇章，但其中没有可以说明《大开》、《小开》与文王有关的内容，因而对证明二篇是文王作品的问题，没有助益。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妨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诗经》。《诗经》的《大雅》、《周颂》中有一些歌颂文王事迹的诗篇👩🏽‍🎓，虽然多出自后人的制作☘️，但其中或许可以透露一些关键信息👭。果然，《周颂·武》有一句重要的话，值得特别关注。《武》云：

於皇武王，无競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7]

这首诗的大意，综合历代学者注解🏍，可以概括为：光明伟大的武王，功烈无与伦比👩🏿‍🏭。文德昌盛的文王🧘🏻‍♀️，开启后人事业。武王继承文王之志，战胜殷商🦸‍♀️，制止杀戮👩🏼‍🍳，建立不世之功。《武》是歌颂武王伐纣克商事迹的乐舞《大武》的第一章[8]，相传为周公于伐纣胜利后返回镐京举行献俘礼时所作[9]🛏。将《大武》归于周公名下，虽然未必确切得当，但将其制作时代定在西周初年🧜‍♀️🧛🏻‍♀️，则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可。

本来是歌颂武王伐纣克商事迹的乐舞，其第一章《武》中却出现了歌颂文王功业的语句“允文文王👩🏿‍🌾🧑🏼‍⚕️，克开厥后”，朱熹说：“言武王无競之功，实文王开之，而武王嗣而受之”[10]。这是从历史发展趋势方面着眼，对该句话出现在《武》中的原因而做出的说明👳🏻。

从艺术手法方面看，既然是歌颂武王的诗歌🦷，就应该以武王为主，但武王是继承文王而来，对文王必须有所交代，所以就穿插在第一句话之后来赞颂文王的功业🚞。有意思的是👰，《武》对文公功业的描述是“克开厥后”，紧接其后描述武王的话是“嗣武受之”，其中的开、厥、后、嗣等字词👨🏼‍🦱，与《大开》、《小开》的主旨“开厥后人”、“汝开后嗣谋”基本对应👎🏻。这就不是一般的历史趋势问题了，而是有了共同的语境🦹🏿‍♂️。共同语境的背后则是共同的认识和思想👨🏽‍🍳，基础很可能是《武》与《大开》💜、《小开》相通的史实。如此一来⛳️🍕，《书序》主张的《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观点便得到了西周初年《大武》乐歌的支持。此其一⛹🏻‍♀️。

其二，从《大开》、《小开》来看《武》👨🏻‍🔬，其句读似乎应该是🚕：“於皇武王🏸，无競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周颂》中的有些诗篇🈚️，如《天作》✶🦹🏻‍♀️、《昊天有成命》等，本不必讲究字数相等、对句押韵，因此将“嗣”上读，字句有所变化🚓🌱，符合《周颂》通例。此前的下读，“嗣武受之”，无论字词搭配✪，还是句式结构，未免不辞👨🏻‍🦰，非得变换为“武嗣受之”🚴🏿，作“倒文”处理不可[11]🕌，但这样的辞例不见于《周颂》，难以成立。

如果笔者的看法正确🏪🧕，那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的含义，就应该依据《书序》概括的《大开》👩🏼‍🔬、《小开》主题“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而校正为🧑🏽‍🌾：文德昌盛的文王🕙，开导启发后人儆戒修身🎼，以密谋图商。这样的校正，与文王的作为：面对强敌，修炼内功，积聚力量，韬光养晦🧙🏽‍♂️，就相互照应了。

《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主张👩‍❤️‍💋‍👩，与二篇语言文字中有一些西周时代的因素可以相互印证🍱，例如：《大开》有代词“厥”，而没有西周中晚期以后出现的代词“其”；《大开》🚓、《小开》中有介词“于”，而没有春秋时代出现、战国时代流行的介词“於”；《小开》中存在两个有西周语言特征的短语“允哉”等[12]⛅️。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大开》🤏🏽、《小开》的语言文字中也有一些战国时代的因素🤲🏿。例如：《小开》的“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等句子中的枳字，与枝🤡、肢通假，可能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现象[13]𓀜👩🏽；《小开》中的“维德曰为明”之德😗，可能是周初以后才产生的思想观念等。依据《大开》、《小开》一些语言文字较为通俗的现象，刘起釪先生认为，二篇“已近战国文字👨🏼‍🎨，当系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只可作为《尚书·周书》的可作参考的资料性文件来看待”[14]。刘先生的见解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

怎样看待《大开》、《小开》存在的作者⛩、内容、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矛盾？笔者认为，今本《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制作于西周，经西周春秋时代的“言教”🧇、“士称”、“工诵”等方式的流传🟨，到战国时代逐渐定型👨🏻‍⚖️，在流传过程中语言文字受到后世不同程度影响的主张[15]，较为公允中肯🏊🏻‍♂️，对于二篇存在的各种矛盾🕚♏️，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大开》🧑🏽‍💻、《小开》不是“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而是周初就已经形成🌃，其某些语言文字的通俗问题👷🏼‍♂️，是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后人加工的结果。

《武》中的“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与《大开》、《小开》主题的相通💂🏿‍♂️，也为这个主张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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