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者之实功  整理者之津逮

——读《〈周礼正义〉点校考订》有感

王华宝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著有《订讹类编》及《续补》，汇集其多年的读书心得，同时录存他人的考证文字，类分十七，短者十余言，长者三四百字🥩，因而被民国学者刘承干称为“博学者之实功”👸🏿👲🏻。今读针对孙诒让《周礼正义》点校本的考辨之作、颜春峰与汪少华合著的《〈周礼正义〉点校考订》（中华书局2017年3月版𓀄，以下简称《考订》）一书，刘先生之论深获我心📞，并以为《考订》可视为古籍整理者如何有效避免失误、古籍编辑如何审读稿件的示范之作🥘，并提示我们思考当代古籍整理中的一些问题。

一、精选底本，慎用他本做工作本

古籍整理宜重学术史的梳理，选择最恰当的版本🧏🏽‍♂️，然后进行整理。而古籍版本情况复杂，善本又有“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和“九条”（对“三性”的具体化）等说，广义与狭义之分等✋🏽，具体到某一具体古籍🚣🏿，因传承文化或目标读者的不同，整理时所用的底本，则更是千差万别。

孙诒让《周礼正义》旁征博引，对《周礼》作了总结性的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该书“是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可见该书的学术文化价值与出版价值之高。中华书局1987年推出王文锦🪓、陈玉霞先生的点校本，校改200多处，嘉惠学林。而该点校本在底本与工作本的选择上，据该书的《本书前言》“我们的做法是：以乙巳本做底本，以楚本做工作本”，似给整理工作本身留下了隐患。王、陈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明《周礼正义》共有四种本子👳🏿。第一种是1905年孙氏家藏铅铸版初印本（乙巳本）🫅🏻，第二种是1931年的湖北篴湖精舍木刻本（楚本），第三种是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丛刊》排印本🤦🏻，第四种是1933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并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即“乙巳本是经过孙氏亲自校定的本子，错字最少👼🏿，自应据之点校🤛。唯此本印刷粗劣🪬，模糊不清，许多字很难辨认，况且小字密排🚵🏼‍♀️，也难施标点。楚本字大纸白🪤，刻印清晰🫘，唯错字甚多，且每有窜易孙氏原文者”。实际上，《周礼正义》的版本较为复杂。第一👩‍🏫👸🏽，乙巳本与楚本异文甚多。据《考订》说“全面考察楚本七百多处的校改🚶‍➡️，发现误改竟超过44%”（见《考订》第3页🤳🏼，下同），说明两本的文字差异多达700处以上🫛，而且校改之误超过300处。“把楚本改成乙巳本”，即将工作本改为底本🚣🏻‍♂️，这一整理方式，涉及到文字正误的问题，需要进行学术性的判断👃，王、陈先生“据楚本改乙巳本并出校，有152处”（第22页），已做了一些工作，然还是留下一些遗憾。《<周礼正义>楚本🧑🏿‍🚀、中华本误改辨正》（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揭示14类28例的误改🆒，其中很多条底本乙巳本不误，即底本与工作本不一，而误从了工作本楚本🌳🤾🏿‍♂️。

第二，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批校本👩🏽‍🎓。据颜、汪研究✵，其校勘价值有五个方面：（一）楚本对乙巳本的正确校改，有471处与孙校本相同；（二）孙校本178处正确校改未被楚本采纳；（三）楚本9处校改与孙校本有出入；（四）孙校本引文有所权变而不墨守💈🙋🏻‍♂️；（五）孙校本偶有误改。（见《考订》第21页）

尽管因为时代的因素👩🏼‍🎓，王、陈先生不可能有机会获睹孙校本，后人更不可因此而厚责前辈🏃🏻‍♀️‍➡️，而该书所呈现的版本、底本及工作本之间复杂关系之问题🧸，古籍工作者当可从中获得一些借鉴与启发。

此外🤳，古籍整理中也有“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情况ℹ️🧜🏻‍♀️。有古籍整理经验的人都知道，具体操作时总会用一个本子作为工作本。此时🤪，选择工作本的学术眼光非常重要👃📣，如选择不当或工作中稍有闪失，必然遗留下该工作本独有的讹误🦻🏽。如点校本《三国志》据四种版本，择善而从，据先师吴金华先生研究🤹，实以讹误较多的金陵书局本为工作本🧘🏽‍♂️，尽管校改很多🤽🕵🏽‍♂️，然遗误也多。由此可知，一般情况下，确定了底本，忌用其他版本做工作本。不主一本时👩🏼‍⚖️，也应选择改动最少的版本做工作本🤸🏿‍♂️。

二、重视对校，探讨致误之由

校勘是指标对某种古籍进行校读勘定👖，使之复原存真🔄，为阅读或研究提供一种接近作者原作的文本的学术工作。古籍校勘方法，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为四种👩🏻，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方法虽耳熟能详🏊‍♂️，但实际运用却未必能做好🩷，所谓知易行难也。《考订》一书，前为《考证》五篇，后为《订补》六个部分，实由2000多条校勘记组成。

作者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校理🧗🏻⛓️‍💥。撰写论文约20篇，汪少华撰《<周礼正义>点校琐议》🏄🏼‍♂️，载于《吉安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距今已有20多年♚，可见他们的学术积累时间之长🚴🏿。此外✍🏻，全新的《周礼正义》（《孙诒让全集》本）整理本，也已问世。作者对全书的版本校勘以及对大量引文的校核🫰🏽，触处可见🧑🏽‍🦳👩🏿‍✈️，此不细述。作者将实践经验作理论升华的良好意识，应当给予高度肯定😚📈。如十分重视《周礼正义》历次印制过程中的校改失误，分析其致误之由，以资借鉴。系统讨论楚本🫳🏼、中华本的误改🏄🏻🙋🏻‍♂️，由楚本的近300处误改、中华本的近20处误改🏃🏻‍♀️‍➡️，归纳了不注意校释术语、表述方式🙅🏽‍♀️、用字规则📃、词义、孙氏之校👰、所据版本，以及不追究僻义、不据原书改正引文讹误、不核原书擅改引文、所据失实💂、引甲书而据乙书擅改👞、转引而据原书回改、强求本句字面对应、误解所指等14种类型👝。前人早有总结误例的做法，可以说该书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讹误类型与误例♙。

三、避免破句与判断引文起讫

古籍标点的目的，是要帮助读者准确无误地读懂古书🦻🏻🦸🏻‍♂️。这就要求人们在标点古书时必须从语言的结构和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两个方面来考虑👩🏻，用标点符号把句子之间的关系、语气和应该停顿之处，准确而清晰地表现出来💆‍♂️，将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然标点之复杂🧜🏼‍♂️⏩，特别是《周礼正义》的标点之难，是学界公认的。作者转引乔秀岩的评论：“《周易正义》点校本给我们带来的舒适与快乐，凡是读过的人莫不深有体会。”（《考订》第71页）借以表达对前辈学者的尊敬。同时对200余处破句进行归纳，列举55条，提出11条“避免破句的要求或要点”📵。

引文起讫📙，看似简单🚁，实非易事🤴🏿。作者《从<周礼正义>中华本谈引文讫止的判断》一文，也分十类列举了近90条，十个条例具有一定的共性🍵，兹引如下🧑🏽‍🎓🚸：一👩🏻‍🍳、注疏须与经文关键词眼对应👳🏼；二、疏解须与所据引文对应；三⛹️‍♀️、知悉孙疏常用语；四🔁、引某说仅有引文和注释却无论述，则其论述极可能误标在引号外👨‍❤️‍💋‍👨；五、引若干旧注为证，则不容其中一句为孙疏🧏🏿；六、疏文过短，与下文语义联系较紧🥓，则下文很可能仍是疏文；七、叙述与所引不对应↗️🤏🏼，则引号有误；八🔷、夹引夹叙时会有对应句子；九、区分郑司农、郑玄🚣‍♀️、杜子春注的界线；十👨🏼‍🚀🔄、注意引文讫止的关键词。第十条又细分出“之等”“之属”总束引文等八类。

四、对当代古籍整理的启示

上述三个方面为《考订》一书的主要内容，揭示孙氏遗误、重要版本异文及点校本可商之处达2000多条。除了具体的结论可资借鉴，似又启发我们进一步讨论当代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一是态度与能力。一部古籍的整理质量高低🦽，既与整理者的态度与能力大有关系，也与出版方的把关大有关系。具备能力👨🏽‍🚀，又态度认真🗯，应当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在当下，作为有关各方，是否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知识结构，是否都能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形成足够清醒的理论认知👮🏽‍♀️，这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二是整理与研究。周勋初先生整理的《唐语林校证》⛽️，被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称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可见，“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这样才能保证不失水准”（周勋初先生语）。汪少华与颜春峰长期从事训诂学、古代典籍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从1991年开始整理《周礼》，后来重新点校《周礼正义》，申报高校古委会课题“《周礼正义》点校本订正”，到2015年🐏，合作或分别发表了近20篇论文。他们是在古籍整理过程中进行研究🐄，在研究基础上进行点校整理，故能在《周礼正义》的版本💆‍♀️、校勘与标点多方面🚴🏻‍♂️，提出不同的观点，发人之所未发。如他们指出⛷，点校本《周礼正义》第8册存在校对漏误93处：乙巳本正确👩🏻‍🚀，因漏校而误从楚本🫳🏽；乙巳本错误，因漏校而从楚本🦶🏽；校语失考；乙巳本、楚本讹脱衍误同而失校（涉上下文而讹🦹🏼🍻，形近而讹🙅🏽‍♀️，义近而讹，脱文，衍文，倒文，出处错误）🤳🏼；乙巳本🧪、楚本不误，排印错讹。

三是继承与创新。古籍整理工作既要创新🧔‍♂️，能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有所提升，更需要做好继承工作，与前人或今人相关成果相印证🧚🏻，吸收所有已有的正确的研究成果。而这种考镜源流的工作，实际上很难做好👲。当前有一些所谓的古籍整理新成果，并未能充分吸收前人特别是乾嘉学者的成果，留下不少缺憾⚱️。《考评》有意识地全面搜罗文献，汪少华赴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览了孙诒让的批校本，过录了全部批校，在材料上有所超越。又能对时人陈汉章🙇🏽‍♀️、刘兴均😁、朱小健、王魏莉、姚金泱等的相关成果，悉为采纳或辨证👨‍🍳，集研究之大成。对乔秀岩帮助核实材料，裘锡圭发现的13处问题🎙，网上署名“檀弓”可用5处材料等，也做如实揭示◼️。本书作者礼敬前贤🌳，尊重同道🦬，又重视积累👶🏼、实证🖐，等等，都显示出敬畏学术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

四是学术与考评🧍🏻‍♀️。古籍整理领域有一现象，即能者不为，为者不能，有时表现为有能力者无机会🧰，有机会者无能力👩🏻‍🦼。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专业工作者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以整理古籍工作为荣，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当前对专业人员的考评机制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古籍整理工作很难出成果，又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将古籍整理著作排除在科研成果以外，或降等打折区别对待🤷‍♂️，极大地影响了学者从事此项工作的积极性。从出版社角度看🚵🏿‍♀️，古籍编辑是孤独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一辈子，付出很大的精力💅🏿，承受巨大工作压力的同时，生活也多辛苦👩🏼‍🏫。这就需要各方重视🔻，形成古籍整理与出版的良性生态，从政策层面让有能力的人愿意做🌎，并有机会做。

现代社会需要以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灵🅿️，而古籍整理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导工作🙍🏽‍♀️。时至今日，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现代学术水平、新理论的指导、众多新发现的资料和科技高度发达等的基础上，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传世的古籍进行新一轮的整理🐖，以期获得新的进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最为可靠的文本。汪少华、颜春峰比勘乙巳本和楚本，并参考收藏于台湾师范大学的孙诒让批校本，对中华书局“清人十三经注疏”点校本作了全面梳理🧛‍♂️，撰著《考评》一书♈️，并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为进一步完善《周礼正义》的点校提供了确切依据，也给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原载中华书局《书品》2017年第4期）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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